達文西筆記與AI鏡子（黃岳永）
提起達文西，大家通常想到畫作《蒙娜麗莎》與《最後的晚餐》。其實這位文藝復興巨匠留下來的，還有大量手稿和筆記，當中既有人體解剖圖、機械裝置草圖，也有水流、植物、飛行和建築的觀察。這些頁面未必按學科排列，今天研究心臟，下一頁可能畫水流，再下一頁又轉到飛行器；但正因如此，反而讓人看見一個思想如何遊走、連結和成形。
數百年後，仍可從散落各地的筆記中，嘗試拼湊達文西的思想軌跡：他為何對某些問題念念不忘？如何由觀察自然走到工程設計，再由工程回到人體結構？這些手稿不只是知識的倉庫，也像他留在身體以外的一部分心智。
今天，我們其實也在建立自己的「第二大腦」。靈感記在Notion，相片留在手機，文件存入雲端，會議紀錄交由人工智能（AI）整理。從前寫筆記，主要是害怕忘記；現在，我們不僅把記憶交給工具，也逐漸把分類、搜尋、比較和連結的工作，一併交給科技。
生成式AI的出現，令這件事出現質變。筆記簿只能保存內容，AI卻可以重新閱讀、整理和歸納。它可以從多年文章、課堂講稿、研究資料和個人反思之中，找出重複出現的關鍵詞、問題和關懷。有時，AI甚至會翻出一句自己多年前寫過、卻早已遺忘的說話。那一刻，人難免有點恍惚：AI彷彿比我更記得「我」。
哲學家Andy Clark與David Chalmers在1998年提出「延伸心智」概念，追問人的心智究竟在哪裏結束。若筆記簿長期承載一個人的記憶，若手機協助導航、計算、記錄和判斷，它們是否只是工具，還是已成為認知過程的一部分？
過去，這較像哲學課堂上的思辨；今天，卻是很實際的日常經驗。AI不只是保存資料，更會協助整理脈絡、找出關連，甚至反映用戶自己未必察覺的思考模式。於是，我們開始問的不只是「我正在想什麼」，還包括「我究竟如何思考」。
AI在這方面最值得注意的角色，或許不是代替人回答問題，而是成為一面有記憶的鏡子。問題是，鏡子愈清楚，令人不安的地方也愈多。這觸及AI時代一種更深層的焦慮，鏡子中的人會否取代我做事？如果我做的事可遭取代，我的價值是否也可以被取代？
我們習慣把職業、能力和身份綑綁在一起。醫生是診治病人；教師是傳授知識；設計師是我創作設計。然而，工作會改變，能力會增減，職銜也不會永遠存在。倘若人的價值只建基於市場上的效率和「有用」，那麼當一個人退休、生病、衰老，或不再是最有效率的勞動者時，其價值是否也會隨之下降？
AI或許正在迫使我們重新區分三件常被混淆的事：我做什麼、我懂得什麼，以及我是誰。前兩者固然重要，卻不足以概括一個人。構成「我」的，還包括我選擇珍惜什麼、願意為什麼承擔、如何對待身邊的人，以及當能力漸漸流失時，仍願意成為怎樣的人。
AI可能令我們不再那麼不可取代，但人的價值，從來不應建立在「不可取代」之上，這點認知在AI時代尤其重要。
更多黃岳永文章：
支持EJ Tech
如欲投稿、報料，發布新聞稿或採訪通知，按這裏聯絡我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