螞蟻.華為.打工人 (高天佑)
為免讀者「閱讀疲勞」,今日不談美國大選,也不直接講螞蟻集團(06688)被延上市。事實上,這兩件大事都不是內地網民現時最熱議的新聞,在微博上最多人談論反而是華為外籍副總裁凱利(Joe Kelly)上周末在深圳猝死。對於這宗悲劇以及螞蟻IPO觸礁,網民反應竟一面倒幸災樂禍,再結合近日爆紅「打工人」潮語,折射內地輿論對資本家之厭惡達到一種高度,此趨勢可能比美國大選結果更加影響深遠。
55歲的凱利是愛爾蘭人,曾在倫敦做記者,先後効力Xerox、英國電訊等科企,2012年加盟華為掌管國際傳訊部門,並攜同妻子及兩個兒子遷到深圳居住。華為近年的對外關係及形象經營,包括在美國抗擊當地政府制裁,跟國際媒體打交道,均由凱利掛帥,可說是一大重臣。
華為本周二回應傳媒查詢時證實,凱利上周末於深圳過世;該公司未透露其死因,不過內地媒體的講法一概是「猝死」。這宗悲劇在中外引起關注,但焦點並不一樣,境外輿論多從陰謀論角度出發,甚至將之跟英國商人Neil Heywood(時任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親信)於2011年死亡事件相提並論,懷疑箇中有內情。
網民嘲凱利不敵997
至於境內輿論,以微博、微信及知乎為代表,主流談論方向是「外國人也捱不住997」,認為凱利因為長期加班太辛苦,過勞而死。在相關新聞底下的網民評論留言,儘管未必直接幸災樂禍,卻大多把矛頭對準華為,例如說「太有福報了」(阿里巴巴老闆馬雲曾說「996是福報」),又形容「奮鬥者奮鬥到死」(華為讓麾下員工自願簽署《奮鬥者協議》,放棄法定假期、工時上限等勞工權利)。
正如筆者上月在〈放兩日假最幸福〉一文指出,996意即「朝九晚九,每周工作六天」,在阿里、騰訊等內地科企早已是「基本消費」。華為作為頂尖科研企業,自去年遭美國禁運晶片後,更在內部啟動危機模式,推動997(每周七日)加班奮鬥。另外,拼多多則試行「月休兩天」制度,要求每月工作最少300小時。
科網屬「腦力密集」行業,絕非人多好辦事,由Google於千禧年初在矽谷始創「高薪聘請少數天才,再壓榨到最後一滴力量」勞動模式,現時Facebook、Tesla的員工經常也要長時間加班苦幹,中國科企只不過發揚光大。
然而,一來中國科企之「壓榨」去得更狠更盡,且往往流於硬性化、形式化,例如要求員工打卡計時,即便WFH也要長開鏡頭,證明在努力工作。這逐漸形成一種風氣,令加班僅為應付上司及同儕壓力;惡性循環下,加班時間被愈拉愈長。另一方面,「奮鬥」模式從科網延伸至各行各業,愈來愈多老闆、上司要求員工長期加班,視為理所當然,生怕若不如此,便將在同業競爭中輸蝕。
另外,內地近日流行「打工人」潮語,所有社交平台都出現由此引伸的段子,例如:「打工人打工魂,打工都是人上人」;「沒有困難的工作,只有勇敢的打工人」;「過安檢的時候檢測儀一直響,安檢的姐姐問我幹什麼的,我說我打工的,她說好傢伙,難怪檢測出了鋼鐵意志」;「牙醫問我年紀輕輕的牙齒怎麼磨損這麼嚴重?我說我打工人,這幾年都是咬着牙過來的」。
名高實卑 幽默中顯悲涼
相對來說,早自八九十年代已流行(從香港傳入)的「打工仔」講法,算是「名卑實高」,看似自嘲自抑,惟隱含「我今日辛苦打工,他日可成老闆或資產階級」之積極意涵。「打工人」則屬「名高實卑」,似乎把「打工」視為驕傲光榮,卻亦等於把這種身份永恒化,並跟「老闆」角色徹底割裂對立起來,自覺永不能突破階級,幽默之中透着無奈與悲涼。
就像香港人在七八十年代把「李超人」視為勵志偶像,覺得自己努力也可做超人,那些年並不「仇富」。內地人以往也把傳奇的馬雲、王健林等奉為偶像,但隨着經濟漸趨成熟、階級固化,人們不再發夢做「下一個馬雲」,相反把生活的艱難和怨氣都投射到馬雲身上。
當然,中國「牆內」輿論向來微妙,今日我們看到鋪天蓋地針對企業、資本家的批評,很大程度因為官方並無刪除這些言論,甚至部分官媒有份推波助瀾。有人從陰謀論角度猜測,認為在「雙循環」轉型期間,中國未來幾年經濟不會太好,民怨恐將滋長,若把矛頭引導到資本家身上,總好過讓民眾群起歸咎政府。
亦有人認為,科網經濟催化貧富懸殊及民眾不公感,「轉左」實屬全球大勢所趨,影響將遠超個別企業IPO及一兩次選舉。
(編者按:高天佑著作《中產必須死》現已發售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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