突破公共研發投資的越位陷阱 ─評2016《施政報告》（張恩榮）
大疆創辦人汪滔創業之初曾向政府申請資助被拒，之後轉往深圳發展，終成為世界級搖控飛機巨企。
政府千呼萬喚的創新及科技局在《施政報告》中佔不少篇幅，就團結香港基金的政策建議有所回應。當中包括有關推動智慧城市、內地合作機遇等政策，能善用本港優點去培育創科產業。《施政報告》亦針對香港創業氣氛不濃的弱點，設立配對基金以鼓勵專業投資基金投資本港初創公司，這是創科政策的一個進步，但仍有不少改良的空間。
《施政報告》鼓勵初創企業的投資，但政府和社會必須擁抱不怕失敗的思維，要明白即使在矽谷，成功創業者往往經歷過多次失敗；社會和官僚若過分保守，便會重現大疆（DJI）申請政府資助被拒，最終選擇落戶深圳，令香港與新晉世界級企業擦身而過的遺憾。政府的願景與成果有差距，每每因政策未到位。楊偉雄局長剛上任便提出增大私營研發投資的願景，但《施政報告》政策力度不足，恐怕重蹈覆轍。
港商界消極 研發費用偏低
比較鄰近地區和OECD國家，香港除了在社會總體研發支出遠低於國際外；而私營開支佔不足當中一半，更是一個異常的現象。環顧全球先進地區，公私營投入研發資金比例一般為四比六、三比七；香港公私營投入比例卻徘徊在「六四比例」，公營投入有「越位」之嫌。「越位」並非政府投入多，而是商界投入偏少。
政府意識到問題，推出配對私人風險投資基金，試圖鼓勵私營研發活動，看來對症下藥。但實際上，私營研發投入少，是香港創科產業落後的病徵，而非問題根源；故若單靠現行建議，只算是「頭痛醫頭」。《施政報告》正確指出「香港的科研力量集中在大學」，大學理應是創科政策核心，可是《施政報告》有關鼓勵大學人才把研究成果轉化為產品的政策力度太弱，楊局長要達成願景恐怕不容易。
科技產業能否成功，歸根究柢，在乎是否有足夠科研人員提供各種適合社會需求的產品。香港私營研發投資一直很少的主因，除了科技產業的規模細而難以吸引人才入行的惡性循環；也由於大學的研究撥款機制失衡，窒礙科研人員從事把知識轉移到社會的工作，導致「上游」的基礎科研難以流向「下游」商業應用。商界難覓可供投資的項目和人才，投入自然少。在香港缺乏大型科技企業的情況下，大學更是政府必須重視培育的競爭優勢。
政府決定預留資金鼓勵更多中游及應用研究的政策，針對現有缺口，方向非常正確；香港科研力量的確集中在大學，投資以大學為基礎，亦理所當然。但只有20億元基金，每年投資收入實際不到1億元，能期望什麼成果？《施政報告》的「半桶水」藥方，難成為大幅提升私營研發投資的靈丹。此外，創科局有關撥款必須借助研究資助局（研資局）的評審經驗，讓有能之士盡情發揮，否則極可能重現創新及科技基金「走寶」的情況。
應增科研資金 推動商品化
要收復科創失地，政府斷對了症，還要「落重藥」，大幅增加大學研究資金，推動更多研究項目，特別是跨學系、跨院校、大型、卓越的項目，以及更多能促進應用和商品化的科研項目，方能吸引商界參與，真正可持續地提升私營研發投入。此舉同時讓有志投身科研的年輕人看見職業前景，念科學畢業不會失業，吸引更多人才，把惡性循環扭轉成健康生態。
政府大力投入資源活化科創生態圈，才能達到私營研發為主的長遠政策目標。事實上，根據英國商業、創新和技能部2015年的報告，公共研發開支對吸引私人研發開支構成顯著的「擠進效應」，英國公共研發開支每增1英鎊，私人研發開支便提升1.13至1.6英鎊。再者，一個機構投資在研發，回報往往惠及整個社會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於2004年指出，在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（OECD）國家，專利數量每多1%，人均生產總值會增0.08%；而在非OECD國家的增長更高。除了經濟增長以外，也有研究指投資研發有助增加社會向上流動性及創造就業，絕對用得其所。《施政報告》提出鼓勵大學進行更多中游及應用研究的金額實在太少。
由政府暫時擔當比例較重的研發投資者，是一種手段；長遠而言，社會的共同願景都是由企業主導創科產業。香港能否善用優勢，在創科界更進一步，視乎政府的膽識和承擔。一個好的「科創聯繫人」，不能單在場邊做球僮「睇多過做」，而是要做一個善於找出缺口及二傳的「柱躉式中鋒」，掩護各界隊友後上攻門，助港隊在科創場上爭取佳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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