教宗對人工智能時代的提醒（黃岳永）
人工智能（AI）正迅速滲透全球經濟與社會結構，從金融服務到教育體系，乃至各類專業領域，但「快」從來不等同於「好」，更不必然代表「有方向」。AI有助提升效率無可否認，當一切愈來愈可被量化與預測，我們是否同時正在失去對「人」本身的理解？
在此背景下，教宗良十四世於2026年發表的通諭Magnifica Humanitas尤其值得關注。其核心並非信仰教義，而是一個極為現實的問題：當技術能力不斷擴張，社會如何維持道德判斷的重心。這既不是純粹的工程問題，也不只是哲學命題，而是關乎公共生活的倫理基礎。
通諭提出一個關鍵提醒：當社會愈來愈傾向以數據、指標與模型作為理解世界的主要工具，它亦會逐漸喪失觀看「人」的能力。這種傾向，在香港尤其值得警惕。
香港長期以來習慣以分數、排名、關鍵績效指標（KPI）與效率作為衡量標準。這套語言曾推動競爭力，但同時亦壓縮了對人的想像空間。若AI只是把這種邏輯進一步制度化，其結果未必是修正偏差，反而可能會放大既有盲點。
這在教育領域尤為明顯。當平台強調個人化學習與數據追蹤，學校追求可量化成果，家長亦希望以科技「優化」子女表現時，一個根本問題往往被忽略：教育的核心，從來不只是輸出結果。勇氣、同理心、判斷力與想像力，難以被完整編碼。若AI最終只是令學生被更細緻地監測與比較，而非被更深入地理解，那所謂進步，可能只是管理工具的精密化。
職場亦可能出現類似情況。隨着AI進入銀行、行銷及各類知識型工作，員工愈來愈頻繁接收到一個訊號：價值需要持續被證明，而且必須可被量化。企業推動數碼轉型固然必要，但若其本質只是以更技術化的方式界定「可被取代」，那麼問題便不在於技術本身，而在於我們對人的定位正在收窄。
這種審慎態度並非只來自倫理學界。AI研究前沿亦出現類似反思。Anthropic聯合創辦人歐拉（Chris Olah）曾指出，大型語言模型並非完全以傳統工程方式「建造」，而更像是在龐大人類語言與知識之上「生長」。這意味其運作邏輯未必完全透明，亦未必完全可被直觀理解。
即使是最接近這些系統的研究者，對其內部機制仍存不確定性。在此情況下，將AI輸出視為天然中立或絕對客觀，顯然過於草率，正是在這種不確定之中，倫理討論顯得更為重要。
我們是利用AI減少重複勞動、提升服務可及性，還是讓它以更高效率延續既有邏輯──以速度取代思考，以便利壓倒責任，以量度覆蓋意義？答案取決於制度與文化的共同塑造。
企業可以選擇以AI支援員工，而非單純削減成本；教育可以將AI素養，視為判斷力與批判能力的培養，而非操作技巧；政策制定者亦需明確表達，透明度、公平性與問責機制，並非創新的障礙。
任何技術系統背後，實際上都隱含對「人是什麼」的假設。AI的發展，從來不只是技術選擇，更是社會價值的選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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